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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需要民族精神 |
凡人总得有精神，失去精神无异于行尸走肉。国家、民族作为人的集合体，也是一样。
在举国欢庆伟大祖国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刻，当代中国人不应该忘记曾为新中国诞生而作出巨大奉献的无数优秀中华儿女身上闪耀的伟大民族精神。正是他们的丰功伟绩，才迎来了祖国民族的新生。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迸发出挺拔傲岸的民族精神，牵引着中华民族走过风雨，走过艰难，走向灿烂和辉煌。
生我者父母，育我者祖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足音，历史的机缘把我们这代青年带进了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复杂多样的，但正是这个复杂的世界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希望。一代中国人奋发图强，积极地扬弃民族的传统文化，弘扬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不断吸取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紧跟时代进步和世界发展的潮流。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升华。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大突破，无不标志着民族精神的新解放；民族精神每一次更高层次的超迈，无不为改革开放倾注新的活力源泉。20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逐步更新了自己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塑造民族新文化的历史征程，已经在我们的脚下向着预期的目标延伸。
世界高新技术革命的汹涌波涛势不可挡，五千年辉煌悠久的文化向当代中国发出了深沉呼唤。历史昭示我们：一个国家和民族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要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反观自身，面向世界，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在我们的血脉中不息地涌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将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得到空前的发挥。
人类最大的征服就是征服自身。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的庞大文化堆积，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华民族迈向未来道路上的第一个征服对象。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的中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精神风貌，需要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弘扬不朽的民族精神，克服传统文化积淀在我们灵魂中的消极因素，以健全的心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虽九死其犹未悔兮！从传统的我中走出一个现代的我，伴随改革开放的，永远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灵魂。
生逢其时，充溢胸廓的自豪和喜悦如潮如炽，化作一声声深切的呼唤：超越！超越！我们走向世界，世界走向我们！时代造就我们，我们造就时代！作为跨世纪的公民，新世纪的光辉史篇将由我们去导演。铭记在世纪舞台序幕上的，是我们永恒的誓言：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发扬团结奋斗、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踏着时代的旋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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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当代民族精神漫议 |
观照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对其他民族和国度在历史和文化上强大持久的影响，可以说中华民族精神中宗教的作用不甚重要，因此，当我们议论重建民族精神时，哲学的内容和气质将成为主要话题。
我认为，重建民族精神决不意味着我们曾经有过优美无比、举世无双的精神，我们只要对之挖掘和再现，使之发扬光大，就足以应付当前面临的精神危机，应付中华民族在全球中所处地位的挑战。现在我们谈重建民族精神，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察我们民族精神中不足的方面、孱弱的因素，在当前这个开放、多元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引进和培育某些精神因素，以利于我们民族以健全、有力的精神面貌脐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
重建民族精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源于一个民族面临的生存危机。如果我们从个体精神文明的高度和类型看问题，从伦理和审美的维度思考问题，那么应该说，我们从现存的精神资源中基本上可以找到足以安身立命的根据。我们的文化最终可以划归为酒神精神、宙斯精神或别的什么精神，我们理当实行内在超越还是外在超越，我们的审美意识应以时间感还是空间感为基调，这些实在是无关紧要。各民族在这些方面的精神气质并无优劣高下之分，精神的异质性和丰富性是世界有意义的根本因素。如果我们不给自已提出现代化的任务，如果我们面临的不是各民族、多国家激烈竞争的现实，我们满可以像梁漱溟主张的那样，沿着中华文明的老路走下去。
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发展，中华民族终于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我们应该尽快实现现代化，建立一个民主和法制社会。如果说，我们民族能够凭借自己的精神和文化惯性达到这个目的，那显然是自欺欺人。如果说，我们可以从西方的哲学、文化中得到启发和借鉴，那也未免过于笼统。只要对西方哲学有一定了解，就可以看到，我们最需要的，同时也是自己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中最为缺乏的，是理性精神、实用精神，是一种认识论和经验论传统。这里讲的理性精神，主要指科学态度和怀疑精神，而不是指对于理性认识万能论的迷信。
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天地万物、社会人伦均有论述，能为人们提供完整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我们往往只见论断而未见论证，我们得到的是独断的教导，而没有关于它们从经验或理性方面来源的说明。中国哲学家中从未诞生过笛卡尔或休漠式的人，能对人类认识的理性根源或经验来源进行严厉的怀疑和质疑，没有出现过康德式的人物，对人自身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的限度进行考察。没有怀疑就没有确定性和严格性，这使得中国人的思维容易带上随意性，使人喜欢宏观把握而缺乏精细分析，使人欣赏气势而倦于逻辑证明，使人习惯于依附和引证权威而不能勇于创新。
中国哲学的启发和灵感来源于文学艺术，而与科学绝缘。中国人在生活中是极为现实的，但政治和社会思维习惯及其理想却是浪漫和乌托邦式的。中国人相信人皆可为尧舜，期盼圣主明君，而忽视制度安排，更不喜欢制度安排中的权力制衡。我们愈是以人性善为思想指导，愈是得到丑恶的政治现实。我们想靠短期突击和人际关系的剧变进入大同世界，在取得虚幻的辉煌成绩之后却一溃千里。
我们容易认为民主不是最美妙的行事方式（它确实不是，比如在作决定时效率不高），但我们不太容易看到它是避免错误，尤其是灾难性错误最有效的方式。事实上，现代化是一项缺乏诗意的事业，基于想像和激情的雄才大略、孤注一掷、高歌猛进必须让位于商人般的计算、耐心与妥协。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突出的、不变的因素是整体主义。一方面，它窒息了个人首创精神，忽视个人某些最基本的、不可让渡的权利，使人产生法律是惩罚人而不是保护人的错觉。另一方面，它使人对社会变革抱一种彻底革命、大破大立、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激进态度，而忽视零敲碎打的改进，点点滴滴的进步，以及局部的、临时性的安排。中国知识分子中许多人长期抱有要么天翻地复，要么一事无成的心态，总是在亢奋和颓唐两个极端变化，而难于艰韧不拔地从眼前的变革作起。
二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的学术思想、精神文化产品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如果说，西方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并未站稳脚跟，那么，与中国传统精神异质的那些流派、观点对中国人更显得隔膜和陌生。使中国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感兴趣的，是尼采的意志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冲动论之类的振奋人心的主张，而不是洛克、休漠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它们显得太枯躁、太平实。同样是博大精深的德国哲学，中国哲学界明显偏爱黑格尔而冷淡康德，也许，原因在于黑格尔的学说来源于历史，投合中国人"治国平天下"或"为帝王师"的心态，而康德学说来源于科学知识，适合于思想的探索者而非历史的介入者。7O年代以后，我国的西学热分别是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现在大概是解释学热及解构主义热，我们很难设想中国会有罗素热、维也纳小组热、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热，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和译著实绩最大。
192O年前后，中国哲学界文化界有两大盛事：世界著名哲学家杜威和罗素先后到华讲学，以两位哲学家在世界上地位之高、影响之大，他们在中国停留时间之长，接触面之广，讲演内容之丰富而言，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他们的学术活动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和哲学界文化界的热烈欢迎，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没有在中国留下多深的痕迹。
中华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对外来因素的迎斥和选择具有如此强烈的区别，值得深思。首先．这说明我们的精神文化有极大的自主性和保守性，我们喜欢消融一切异质精神因素，而不愿改变或调整自己的文化心理定势，就像一个阅历丰富的老人．把一切新鲜经验都纳入自己的记忆中，而不愿迎合新的潮流一样。杜威和罗素所代表的实用精神、经验方法和逻辑技术，虽然在当时是世界哲学的主流，但与中国固有的精神文化形态却没有接榫之处。王国维遍闽西方哲学著作之后发出感慨，说它们"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话极深刻，王国维（以及许多中国文化人）其实知道中国需要什么，但他们的气质教养却使他们无法喜欢这些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从个人爱好的角度选择了投合自己心性的东西，而不是对改造或重建民族精神大有裨益的东西。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接受西方的理性精神有一个难于跨越的门槛--科学知识的准备。罗素在中国受到盛大而隆重的欢迎，但他却清醒地看到，他的听众是热情有余而素养不足。中国思想者的精神养份和思维资源多为个人的经历体验（包括对世态炎凉的感受或情感生活的不幸），他们常在饮酒赋诗之时，吟花弄月之际达到精神上的提升，很少凭借理性的思考和知识的积累一步步向思想之巅攀登。事实上，没有门槛并不意味着可以轻易登堂人室，西方哲学中某些形而上学维度，可能更难体悟把握，但中国人往往只用科学一文化，理性一体验的二分法看待西方哲学，并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后者。
当然，中华民族在吸收西方智慧的表现的偏颇，也有文化之外的原因，这一点可能更为重要。中国在一百多年前遇到的挑战是整体性的、政治性的。英国哲学中的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救亡的呐喊声中决然不能发出振聋发愦之声。穆勒、洛克等人论自由、论政府的著作是为确立社会秩序而作，而黑格尔的历史观和发展理论却为历史社会的流变提供了整体性说明。黑格尔式的整体主义和辩证方法，不但与中国精神传统共鸣，也是一件更合用的思想武器。
三
在重建民族精神时重视接纳和补充西方精神文明中的某些因素，当然是出于对实现现代化的考虑。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境：在中国，一方面阻碍现代化进程的某些精神文化因素尚未消失．另一方面，某些人又急切地将当代西方否定现代理性的后现代文化引入中国，这样，现代精神前后受敌，被新旧两种思潮夹攻，某些以促进民族精神现代化为己任的人士，感到极大的困惑。
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最主要的口号是反对认识论哲学，它认为认识论是在西方哲学中流行了两三千年的主流倾向，但现在被证明是一种形而上学，是一种精神文化上的神话。它主张用所谓后哲学文化，即以诗歌为主的文学艺术取代原来的哲学，而这些文艺作品不能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构成它们的符码的意义必须具有滑动性和任意性。这种主张，和我们固有的审美文化情趣和诗化哲学倾向，显然一拍即合。问题在于，即使我们承认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对西方过分垄断的建构哲学倾向和认识论主流的合理反动，对于一个从未形成成熟的认识论的民族文化而言，难道是一贴对症的药方吗？
在我国．后现代文化的欣赏者对当代西方反科学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倾向作了大声呼应，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轻视和贬低科学技术的倾向一直存在，科技被当成雕虫小技，与高雅的诗书理义不可相提并论，即使在上世纪中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海防大门，西方科技仍被视为奇技淫巧，毫无资格成为立国之本。我们需要科学，这一点大概无人反对，但有没有缺乏甚至反对科学精神的科学技术，这一点恐怕就见仁见智了。当代西方若干哲学大师反对唯科学主义对人文精神领域的侵犯或垄断，他们认为，用科学精确性作为尺度来衡量和要求人文科学，是不合理的。他们对科学精神的拒斥态度是否正确，这里暂且不论，但可以肯定，在当前的中国反对所谓唯科学主义，至少也是无的放矢。
在西方，有人认为，经验主义的认识标准是过时的主张，人的认识并不提供现实世界的反映，理性并不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经验也不是判断一个科学理论对错的标准，他们的口号是"怎么都行"。这种惊人之语在西方并未得到多少人支持，那些被贬斥为居正统或主流地位的思想家或学者仍然尊重理性、尊重经验。在我国，反理性、反文化、不尊重科学和事实，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的风气曾一度盛行，后来又受到批判。这些恶劣作风余毒未尽之时，酉方最时髦的思潮可能为它们提供最有效的辩护。
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现实层面上的差距，以及在精神层面上的差异，是我们考虑重建精神文明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不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会在精神和现实之间发生错位，就会混淆新与旧、腐朽与神奇之间的界限。
一个民族，最要紧的是要在精神上有定力，知道自己是什么，该干什么。以前中国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后来不止一次地流行读书无用论；以前讲"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现在许多人明里暗里又开始笑贫不笑娼。我想，重建民族精神，先不谈那么玄虚，首先能坚持那些最简单最朴素，为各时代各民族公认的道理与标准，就不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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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民族精神 |
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了，在这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战争--源于人类自身对权力、土地和财富的占有欲以及对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征服欲的怪兽，象影子一样伴随着人类发展的脚步。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过程中，在社会前进的每一个脚步里，人类不知经历过多少次杀伐征战、金戈铁马，不知有过多少次喋血沙场、殊死搏斗。人类各民族就是在这刀剑相逼、枪炮对垒的争斗中繁衍生息、成长起来，在对和平、安宁、幸福的向往与追求中艰难地走到了今天。纵观这个世界，几乎所有民族都有一段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苦难历史，都是从惨烈的厮杀中拼搏出来的，都是在九死一生的血腥中奋争出来的。
正是这种血与火的历史磨难，正是这种从未停止过的、对和平、美好与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锻造了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坚强意志和不屈精神，砺炼了人类各民族不畏强权、不怕牺牲、愈挫愈勇、越压迫越反抗的民族气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所有与德、意、日法西斯进行着殊死搏斗的国家、民族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那熠熠闪烁的民族精神之光；在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矢志不渝的开拓里、在巴勒斯坦民族与以色列的不屈不挠的抗争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民族精神自强不息、不肯折服的魅力；在阿富汗那始终合不拢的民族裂纹里，我们还能够揣摩到民族精神那种桀骜不驯、独立不羁的特性；在伊拉克正在与美、英两国进行的孤独的、无休止的较量中，我们照样可以感悟到民族精神的力量。总之，在世界上所有这些“难啃的骨头”里，我们都能够品出民族气质和民族精神的滋味。
中国有句古话，就是“士可以夺其命，不可以夺其志”。一个民族也是这样，你可以依恃自己的强大从肉体上消灭她，但却始终不能从精神上使她真正屈服，让她心甘心愿地长期处于被奴役、被欺凌的地位。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英雄”，自认为是天下无敌的超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是其他民族的征服者。当他们站在其他民族的尸骨上欢笑着庆祝自己的胜利的时候，却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走向了亲手挖好的坟墓。他们始终没有笑到最后，始终不能永远地保持自己的胜利。古罗马帝国的勇士们是这样，奥匈帝国的“英雄”们还是这样；伟大的拿破仑是这样，疯狂的希特勒还是这样；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是这样，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仍然是这样。
历史就是这样一遍遍地上演着“英雄”的悲喜剧，让这些“英雄”们“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披坚持锐、势不可挡地成为征服者。历史又是这样一次次地嘲弄着这些气可吞象的“英雄”们，让他们雄赳赳地上台表演再赤条条地下台而去。
然而却不断地会有一些“英雄”，他们不愿意吸取历史的教训，总要不断地去重蹈前人的覆辙。如今的北约，在美国的领导下，正在忘乎所以地重温“英雄”的旧梦，正在钟情于利用炮舰政策来称霸全球。他们把高科技的武器用到了南联盟的头上，开始了两个多月的狂轰滥炸，并将导弹投向了中国大使馆，炸死了三位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他们已经忘了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民族曾经有着在艰苦的岁月里与法西斯殊死搏斗的历史，这个民族不会轻易地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也不曾记得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不屈精神，绝不会任凭美国和北约胡作非为，欺辱中国人民。
美国的政客很自大，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它的建国历史是很短的，但却成为了在经济、军事和科技等方面都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它便认为自己有了对其他国家颐指气使
的本钱，有了撬动地球的杠杆；
美国的政客又很轻浮，因为它身上没有那么多辛酸苦难的历史积淀下来的重负，所以就像个缺少教养的恶少一样动不动就向世界亮出粗壮的拳头，动不动就向世界夸耀自己过人的臂力；
美国的政客很天真，总以为世界上没有“美利坚民族”便不可能有其他民族，也就不会有什么令美国政客难以理解的民族精神，更何况还有几个北约的小兄弟们如此捧场，如此为它卖命；
美国的政客又很健忘，可以在短短的三四十年里把朝鲜战场的落败、越南战场的尴尬忘记得就象从未发生过一样；
美国的政客很单纯，竟然以为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由它说了算的单极的世界，以为有了自己的坚船利炮，世界就会向它们低头，所有国家就会遵从它们的指挥棒，仰它们的鼻息；
美国的政客又很霸道，以为在美国的“伟大”人权面前，世界便没有了国家的概念和界限，打着人权的幌子就可以任意制造人权的灾难。然而在它们向世界举起了自己那炫目的、用“人权”的动人词藻编织成的孔雀尾巴时，它没有想过，身后暴露出来的，是一个无遮无掩的屁股；
美国的政客还很愚蠢，居然会相信自己的飞机一旦驾临南联盟的领空，扔下一堆炸弹，炸死一些平民，南联盟就会忙不迭地举手缴械，从此成为它们砧板上的鱼肉任其宰割。于是，在这种偏执和狂妄意识的支配下，美国的政客们便在巴尔干地区制造了本世纪末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制造了在国际外交关系史上罕见的攻击第三国大使馆的罪行。
北约的轰炸还在继续着，美国还在羞羞答答地用“误炸”这个轻描淡写的词语遮掩着自己轰炸中国大使馆的罪行，南斯拉夫人民还在英勇地抗争着。这是一次力量悬殊的较量，但是南联盟已经赢得了全世界众多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广泛支持，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美国及其领导下的北约发动的这场绕开联合国的、旨在独霸世界的不得人心的战争已经受到了来自北约成员国内的人民的反对。我们相信，种下罪恶的人，收获的只能是仇恨。笑在最后的，肯定不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历史的经验已经记录在史册之中，美国和北约能够违反这个规律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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